效果是只免除刑罚的执行而不消灭犯罪记录。

但值得肯定的是，《共同纲领》使用包括广大劳苦大众在内的人民作为基本权利的一般主体，相对于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的臣民，《重大十九信条》中的国民和民国时期宪法文件中限于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人民，已经表现出了新中国的优越性和历史的进步性。4、1982年《宪法》标志着基本权利主体在中国宪法中的地位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宪法文本的形式正式确立基本权利主体的核心地位，一方面认可了学术界对宪法学由国家法学向人学转变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学术界探讨宪法学以人的尊严为价值目标，将宪法学视为人生哲理的生活之学提供新的平台。所谓基本权利主体，亦称基本权利享有主体，是指依据宪法规定享有基本权利的主体，即谁有资格主张基本权利。无论怎样，在政治共同体———国家还广泛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外国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资格还需要受到严格限制，只能享有有限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条文数增加到24条。直到人权条款的入宪才使特殊主体在我国宪法的存在名正言顺，并为特殊类型主体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本权利主体经历了从政治主体到法律主体的性质转变，从附属主体到核心主体的地位提升，以及从一般主体到特殊主体的类型发展三个方面的变迁。当基本权利主体逐渐走出政治阴影的同时，其与基本权利主要义务主体———国家———之间也展开了较量，并悄悄地发生了地位的提升。而此处的法律仅指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专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11}不包括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

我国台湾地区也建立起了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对违法的行政命令，主要通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及监察机关予以审查。台湾地区在威权体制结束之后开始厘清行政命令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行政命令违法的审查机制，对行政命令主要采用行政审查、立法审查及司法审查。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行政命令的类型之一法规命令，其要件是经过立法院的法律授权，且对相对人及行政机关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三）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有待确立台湾地区的行政法院、普通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均可以附带审查行政命令，并可以拒绝适用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

所谓依据法律者，系以法律为审判之主要依据，并非除法律以外，与宪法或法律不相抵触之有效规章，均行排斥而不用。台湾地区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机制对大陆建立和完善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台湾地区1970年制定的中央法规标准法对行政命令的名称、类型及其合法要件做了一些规定。（3）行政命令是对一般事项作出的抽象规定。《立法法》也采纳了这种分类标准。未经核准或未经公布之法规命令无效。

而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则不以具体诉讼案件为启动条件，而是直接就命令是否违法、违宪进行审查。上述四种审查模式，保留同意权对行政命令的制约程度最强，保留废止权次之，课予单纯的送置义务最弱。行政规则是指行政机关颁布的拘束其内部人员或规律行政体系内部事项，不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定。三、台湾地区行政命令违法审查的借鉴价值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行政命令权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它是政府职能扩张、由消极转向积极的结果。

至于法院如何审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做法。行政机关对内制定组织性、程序性、裁量性的行政规则，不直接影响和干涉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无须法律的特别授权，行政机关根据组织法对其一般职权的规定就可以制定。

该法第60条规定：各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或基于法律授权订定之命令送达立法院后，应提报立法院会议。为此，需要建立健全行政命令的违法审查制度，不论是行政机关基于授权发布的行政命令，还是基于职权发布的行政命令，均要接受相关机关的审查监督。

保留废止请求权，是指立法机关在授权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依据授权法颁布的行政命令应当在公布后送置立法机关审查，立法机关保留事后请求行政机关废止该行政命令的权力。所谓依据法律者，系以法律为审判之主要依据，并非除法律以外，与宪法或法律不相抵触之有效规章，均行排斥而不用。而大陆以往的行政法理论主要根据行政立法权的来源，将行政立法分为特别授权立法、一般授权立法和职权立法，{9}不是根据对内、对外关系来确定其权力来源。行政程序法也采用了这种审查监督方式，以此强化立法院的监控力度。对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法院均可以在个案审理中拒绝适用。{3}118上述学理分析实际上也是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的实际做法，司法院第4012号解释明确表示：与宪法或法律抵触之命令，法院得径认为无效不予适用。

行政命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法律，且其内容比法律详细具体，与相对人的关系比之法律更为密切。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高等行政法院乃至一般法院，就其受理案件所适用之命令，应亦得自行认定违法，并拒绝适用于所受理之案件。

可见，台湾地区也是遵循德国的理论向前发展，行政命令违反法律是法律争议，法院作为解决法律争议的机关可以审查行政命令。在此基础上导出其权力来源，即对外的行政命令必须有法律授权，对内的行政命令根据固有行政职权就可以制定。

因为这种规定本身是从国家机关权力的角度进行界定的，而不是外部关系中公民权利的角度进行界定。行政程序法第157条规定：法规命令依法应经上级机关核定者，应于核定后始得发布。

而此处的灵活处理并没有明确法院的违法审查权。而职权立法则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组织法对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规定，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司法审查 在近代宪政理论的视野中，法律被认为是人们共同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应当由人们选举产生的议会来制定，行政机关不能制定人们普遍遵守的法规。实际上，《立法法》是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试图区分人大立法与行政立法之间的界限，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无益的。

二、台湾地区行政命令违法的审查机制法律不得违背宪法、行政命令不得违背宪法与法律，这是实行法治的基本准则。由于各级行政法院、普通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均可以审查行政命令，并可以拒绝适用违法、违宪的行政命令，必然影响行政命令的权威性和安定性。

对不具有对外约束力的行政规则，发布机关需要履行内部下达程序告知。（三）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是指司法机关或法官对行政命令是否抵触法律所进行的审查。

然而，这种规范解释却并不一定能够涵盖行政命令的全部。其审查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审查的范围主要限于行政命令的违法部分。

（一）行政立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待厘清台湾地区采用内部、外部关系来界定行政命令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导出其权力来源。既然宪法规定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那么，就意味着法官只受到狭义上的法律的绝对约束，不受行政命令的约束。{8}各级法院在其受理的案件中可以迳行认定行政命令违宪，并有权拒绝适用违宪的行政命令。然而，根据大陆的行政诉讼法，法院却不拥有行政立法的违法审查权。

可以间接地推导出行政命令的两种类型：即基于授权发布的授权命令和基于职权发布的职权命令，前者授权命令在学理上又称为法规命令，用于调整外部行政关系，需要对外公布。宪法67条第7项、立法法第89条分别规定了行政法规、规章的备案制度。

台湾地区在威权体制结束之后开始厘清行政命令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行政命令违法的审查机制，对行政命令主要采用行政审查、立法审查及司法审查。而只有当行政机关对法院拒绝适用行政命令的行为表示异议时，才构成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争议，这种争议才属于宪法争议，由专门解释宪法的司法院来解决。

而此处的法律仅指狭义上的法律，即由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形式法律，不包括行政命令。二是行政审查的启动方式既可以由上级机关主动审查，也可以在接到投诉之后被动审查。